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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提出“市场主体‘法无禁止即可为’，政府‘法无授权不可为’”，一年来的简政放权，正在极大地增强外资企业到中国投资的信心。

    从欧美大陆，到亚洲近邻，无论是企业家，还是学者，在记者诸多采访对象中，甚至连那些因中国简政放权少赚了钱的生意人都点了“赞”。

    普华永道德国公司中国业务部负责人延斯－彼得·奥托，曾作为普华永道合伙人在中国工作６年，为在中国设立分支机构的德国企业提供咨询。凭他的经验，外企要在中国建立一家公司，把所有事情都处理妥当需要６个月，而在德国，顺利的话只要一周。他从三中全会了解到，公司注册今后将不再需要验资报告。尽管他的公司帮助客户准备验资报告能赚钱，但他们欢迎这个改变。他还说，如果中国政府宣布的这些改革措施真能推进，外国公司在中国的投资环境绝对会更好。

    在巴西拥有１００多名员工的企业家、巴西中国经济贸易促进会监事长郭京良告诉记者：“以前中国有的地方政府对引进的大项目也推出了一条龙服务，这样确实效率比较高，但这种机构和效率不是法律法规所规范的，一旦牵头人变动后项目就很难进行下去。简政放权以法律形式把需要审批的各个环节和要求固定下来，减少红头文件等形式的审批要求，对华侨回国投资，对巴西企业去中国投资都是极大的利好。”

    外商对于中国政府下一步放开国企垄断的市场商机充满期待。通用电气大中华区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夏智诚表示，如果中国能源、石油和天然气等行业开放，将会有很多机会。但这一过程任重而道远。

    美国杜邦先锋公司新闻发言人简·斯鲁萨克说：“我们希望中国对跨国企业长期的研发投入（政策）持续开放，并确保对外资合作和研究协议、专利进行及时审视和评估。我们期待着与中国合作解决中国及全球面临的食品安全挑战。”

    奥托则表示，目前外国汽车生产商在中国只被允许合资，持股５０％。外国公司更愿意控股。另外，不少德国公司在采矿、电信、公用事业等领域也很有实力并且愿意进入中国市场。有一些德国大集团对在中国证券市场上市融资感兴趣。

    他还说：“设立私营银行也在中国政府改革日程之中。不管这些私营银行是外资还是中资，我认为都会是非常重要的一步。”

    在处理好“市场和政府”关系上，不少国际人士也积极为中国政府建言献策。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顾清扬表示，作为一个市场经济发展起步的国家，像中国目前的情况，市场的作用仍有不足之处，政府有必要发挥规划和引领作用。在新加坡经济和金融发展的过程中，政府出台了很多财政和金融刺激政策，使新加坡４０年就可以形成一个发达的金融市场。这和政府的引领作用是分不开的。

    “在政府破除垄断，让民间资本进入国有企业的过程中，肯定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和陷阱，最大的陷阱就是既得利益阶层不愿意放弃利益。国有企业若在吸收了民间资本之后，重新形成垄断，这样将会对民营经济产生极大的打击。”韩国现代经济研究院主任研究员、中国问题研究室主任韩载振博士告诉记者：“韩国在以市场为中心发展的同时，政府注重提高企业管理和发展的透明性，能更有效地防止企业在不断壮大的同时，排挤或伤害中小企业的利益。”（执笔记者 邵莉，参与记者 黄继汇、唐志强、王正润、樊宇、张超群、权香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