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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全球最具增长潜力的区域,亚洲经济合作、区域经济一体化乃至人民币国际化或许是21世纪上半叶全球经济格局与货币体系变革的最大红利,但避免欧洲同床异梦才是未来最为值得警惕的风险。亚洲经济合作要展现出比其他区域更旺盛的生命力,端赖于有关参与主体的合作性博弈。
李克强总理的博鳌论坛讲话,是在近来陡显不确定的区域形势下向周边国家、向亚洲乃至世界发出的稳定与合作之音。
李克强总理代表中国向亚洲伙伴呼吁:亚洲的合作不是零和博弈,并首提“三个共同体”回应“唱衰论”,亦针对外界担心重申中国不会出台短期强刺激政策。这是本次论坛的最强音。
作为世界政治和经济重要一极的亚洲,自东南亚金融危机以来,显著加快了区域经济整合的步伐,无论是东亚建立外汇储备基金、扩大双边货币互换规模、增加债券投资还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等等,都是经济互补性很强的中国和亚洲伙伴节约区内交易成本、增强经济竞争力、分享增长红利的一种战略性安排。
以东亚来说,作为处于三个不同发展阶段的三大经济体,中日韩2013年的经济总量接近17万亿美元,与美国的经济规模相当。三国这些年来尽管也存在贸易纷争,但贸易规模持续扩大却是不争的事实。10年前,中日双边贸易总额只有1019亿美元,而到了2012年,中日双边贸易总额达到3294.5亿美元,占中国外贸总额的比重为8.5%;2002年,中韩双边贸易总额为440亿美元,10年后的2012年,这一数字已上升为2151亿美元,占韩国外贸总额的比重为20.1%。2013年,中韩贸易额近3000亿美元,中国已成为韩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和主要投资对象国。预计未来几年中日韩三边贸易额将突破1万亿美元。日韩市场人士清楚,当中国经济规模以每年将近1万亿美元的量级扩张时,其巨大的市场购买力对苦于外需不振的日韩两国来说无疑是唾手可得的发展红利。因此,尽管日本某种程度上还在憧憬当年提出的东亚经济雁阵结构图景,但面对中国经济规模全面超越日本的事实,面对中国日趋增长的贸易力量和金融力量,日本即便不是很情愿,也深知加快东亚经济整合之于日本经济长期发展的重要性。
只是应当看到,作为现有机制化霸权核心力量的美国,是极不乐见中日韩之间加强经济合作尤其是经济一体化的趋势变迁的。本来,作为区域经济合作以及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步骤,无论是双边货币互换还是更具战略意义的自由贸易区谈判,均可带来双赢效果。假如人民币和日元之间彻底打通互换环节,则东亚国家对美元的依赖将明显减少;而在双边贸易方面,由于日本对中国的依存度极高,自由贸易区建立后,人民币的区域国际化就往前推进了一大步。这是美国当然无法乐见的。美国还发现:通过正常的经济竞争来抑制中国经济贸易与金融力量的成长,不仅费时耗力而且收效甚微。于是,美国不仅一直对中日之间的贸易与金融合作持警戒心理,还对日渐紧密的中韩经济合作动向格外关注。而当中日围绕钓鱼岛之争的时间窗口来临时,而这个窗口恰恰又是美国在背后蓄意打开的,美国正好可以坐山观虎斗,以达到轻易粉碎两国努力成果的目的。
至于中国与东南亚的政经合作,如果没有区外主要大国的挑事,合作进程将更为顺利,但围绕南海主权问题之争严重损害了中国与南海主权声索国之间的互信。尤其是菲律宾,更是充当了挑事的急先锋,倘若背后没有美国支撑,菲律宾是不会如此嚣张的。
目前,美国正在加速边缘化WTO,并按照锻造国家竞争力的战略目标构筑多边贸易体系: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TTIP)和多边服务业协议(PSA),力图打造由美国主导、欧洲和日本共享红利的新一代全球贸易与服务业规则,一旦上述三大协议成型,极有可能成为美式贸易与投资新规则的重要载体,甚至重新敲定国际经济与金融规则,从战略上围堵中国庞大的制造业体系,并以先通过边缘化“金砖国家”的路径逼迫新兴经济体二次“入世”。尤其是TPP的相关设计可谓直接针对中国软肋,使得中国进退失据。
因此,我们既要看到中国与亚洲合作的前景,更要看到面临的诸多约束条件,必须充分估计到中国在成为世界经济强国之前可能遇到的困难和阻力,充分估计区域政经合作的诸多阻力,并做好理性应对不断出现的非理性批评乃至基于既有经济秩序而生的各种压力和干扰的准备。中国应当明白:美国推动新亚太贸易协定(TPP),启动美欧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破坏中国与亚洲经济一体化等一系列动作,是美国通过正常的经济竞争难以抑制中国经济发展的趋势之后,凭借机制化霸权而对中国采取的战略围堵。日本、菲律宾等国更应清楚,如果不改变其相当短视的多面下注行为,不仅将继续受制于美国的机制化霸权的锁定,最终也会在难以阻遏的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进一步被边缘化。
中国必须紧紧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国家战略,在经济发展战略上以增强国家的整体竞争力为核心,适度整合国家的经济与技术资源,在关键经济领域收复已经失去或正在失去的主导权。在追求经济增长速度的同时更要注重经济效率的提高;在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同时也要输出自己的先进科技;在接受现有国际经济规则的同时也要创造机会全面参与制定新的国际经济规则;在通过谈判友好协商解决国际纷争的同时也要保留适当运用武力维护国家的经济安全的权利。 (章玉贵 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