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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赴约“经济圆桌”热议当前经济形势
——经济温和换挡 动能加速转换
主持人：
经济日报产经新闻部主任 崔书文
嘉宾：
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副主任 潘建成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 李佐军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 牛 犁
统筹：经济日报记者 陈学慧 张 双
摄影：中国经济网记者 裴小阁
成绩来之不易
主持人：前三季度经济数据发布后，国内外都非常关注。就在几天前，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部分省（区、市）负责人经济形势座谈会时，对当前中国经济作出了6点判断，其中第一条就是中国经济作为10万亿美元的体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这个体量下实现7%左右的增速实属不易。请问各位如何看待这个判断？
李佐军：确实不易。第一，中国经济正处于换挡过程当中，维持7%左右的增长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因为换挡还没有到位，要在对冲下行压力的同时，维持一个相对稳定的增长。第二，目前，我们要在处理经济发展积累的矛盾时，保持相当的经济增长，这本身就是一个高难度的平衡艺术。比如地方债务压力过大、资产价格偏高、银行不良资产上升、产能过剩、人民币汇率变动等等。近年来，通过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等一系列的平衡举措维持了我国经济平稳增长，十分不容易。第三，国际环境也不利于我们保持高速增长，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全球市场总体低迷，出口的拉动力严重不足。第四，中国经济的总量已经是世界第二了，在这样一个高基数上再实现7%左右的增长，比过去低的时候实现10%或者10%以上的增长难度更大。对未来经济增长的预测应该实事求是，不要把GDP增长定得过高，要适应经济发展的大势，适应我国经济增速换挡的现实。
牛犁：我国经济10万亿美元的体量，7%左右的增速，带来将近8000亿美元的增量，相当于全球排名十几到二十几位之间一个国家的总量，也是十几年前我国经济总量的规模。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仍然是增长最快的大国之一，仍然对世界经济增量作出了重要贡献，是世界经济增长最重要的一个引擎。随着经济体量越来越大，增速边际递减符合经济发展规律。增速放缓也与经济结构变化有关，制造业效率偏高的前提下增速减缓；服务业效率偏低，但是在经济发展中的占比上升了。此外，价格因素、人口结构变化、劳动力成本上升等，的确使增长能力往下走。
潘建成：我再补充几点。第一，实属不易还体现在国际上，在全世界100多个国家都面临增长压力的情况下，我们的增长速度是名列前茅的。纵向比，我们的季度增速可能是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最低的，年度增速是20多年来最低的。但是横向比，全世界可能也就是印度，或者特别少数的国家增长速度比中国略快一点，差不多99%以上的国家增速是低于中国的，不论是大国还是小国，比我们发达还是落后。第二，虽然增速略有放缓，但是我们保证了民生的持续改善，保证了居民收入增长不下降，保证了就业的稳定，这也是非常不容易的。第三，面对较大的经济下行压力，我们不仅确保了增长温和回落，没有出现巨幅波动，还积极促进结构优化和动力转换，坚定不移地推进资源环境保护，做到这些都是非常不容易的。
新旧动能转换
主持人：谈到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从数据上看，投资增速在下降，进出口总额也在下降，我们现在确实处在新旧动力转换的过程当中，旧的动能在衰减，新的动能在培育过程当中，这可能是一个艰难的进程，也必然会带来一些阵痛。在新旧动能转换过程当中，各位觉得有哪些新的亮点，目前还有哪些问题？
牛犁：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过去更多是发挥后发优势，利用要素价格低廉等比较优势实现了发展，比如劳动力、土地、资金。我国是投资主导型、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投资和出口是拉动增长的最关键力量，消费相对偏弱。近几年，我们的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都在削弱，再加上资源环境的约束，企业各方面成本上升较快。从国际环境看，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新兴经济体的比较优势，都挤压了我们的发展空间。因此，我们必须要扩大内需，发挥消费对于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当前，我们的城镇化率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消费潜力巨大，享受型、娱乐型消费表现也很突出。
潘建成：您提到“三驾马车”中投资和进出口都在下降，是作为一种危机来说的，我个人更倾向于把中国的危机视为危险和机会，危机带来了机遇。旧的动能在很大程度上是粗放的，代表了资源过度消耗和环境破坏。正是因为旧的动能衰竭，才催生了新的动能。新的动能更加可持续、更加绿色、更加科学。
以出口为例，一般贸易占的比重持续快速上升。过去，我们的出口主要是加工贸易，两头在外，把产品卖给人家，把污染留给自己，赚取微薄的加工费。一般贸易占比提升，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我们自主产品的比重在上升，出口结构在优化改善，质量在提高，这就是一个非常有利的转变。
投资也是一样。过去投资非常好的时候，拼的是速度，拼谁能消耗资源，谁的反应更快。当这些都不灵的时候，就逼企业要想办法创新。2014年我国的科研经费占GDP比重第一次达到2%。世界上有一个规律，科研经费占GDP比重达到2%时，国家整体进入创新活跃期，我记得美国是在上个世纪50年代，欧洲是60年代，日本是70年代。或许可以说，中国在“三期叠加”的倒逼之下，在旧动能衰减的压力之下，真正的创新动力开始显现，这正是危机的典型诠释，我们遇到了危险，也迎来了机遇。
李佐军：我一直认为，“三驾马车”并不是经济增长的动力，而只是国民经济增长总值核算中的3个组成部分，是经济低迷或者萧条时期，通过印钞票、通过政府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的短期手段，具有巨大的副作用和后遗症。经济增长的真正动力来自于我经常提到的“三大发动机”——制度变革、结构优化、要素升级，也对应着新一届领导集体反复强调的改革、转型、创新3个方面。
“三大发动机”目前有很多亮点。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正在全面、深入、加快推进改革，顶层设计不断推出，一些重点改革正在取得新的进展。从转型来看，淘汰落后产能正在进行中，很多新产业、新产品、新业态正在形成。从创新来看，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创新驱动、“互联网 ”等都是亮点。当前，培育新动力遇到的问题，也正是“三大发动机”所遇到的障碍。比如说，改革现在遇到的障碍可能主要是积极性的问题，如何激发企业家创新的积极性，发挥企业家精神，调动地方改革的积极性。从转型来看，现在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淘汰落后产能。从创新来看，创新需要投入，而且创新是有风险的。只有把这些问题妥善解决，把改革、转型、创新真正发动起来，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就有了持久的动力。
有些不匹配很正常
主持人：接下来我们谈谈对宏观经济数据的感受。从一些企业听到了生产经营比较困难的感受，但是从老百姓的消费能力来看，又会感觉到经济充满活力。比如，“双创”非常活跃，新增企业数量增长很快，刚刚结束的“十一”黄金周，旅游和消费也非常火爆。请问，如何看待统计数据和一些经济现象不太匹配的情况？
潘建成：我觉得表象上的这种不匹配体现了中国经济这些年来发展的一个基本脉络，即经济增长放缓过程的结构分化更加明显。今天的中国经济正处在一个巨大的分化状态之下，这个分化就表现在你说的很多企业感到很难受，但是老百姓的生活还是很活跃。正是这种反差让我们思考，我们究竟要什么？是要每个人都像企业一样去关注生产吗？还是就像普通老百姓一样关注我们的生活？其实，生活才是整个社会经济发展最本源的东西。经济学上来讲，消费是平稳的、活跃的，同时生产出现了比较大的困难，很大程度上不是因为消费有问题，而是生产有问题。而这个生产的背后，企业之所以痛苦，是因为卖出去的产品价格持续43个月在跌，而老百姓包括农民工的收入在涨，企业利润受到挤压。根源是什么？价格为什么跌？竞争为什么激烈？因为产能过剩。为什么产能过剩？是因为过去投资增长过快。
在这样一个不匹配的过程中，我们看到经济分化在行业上充分地体现出来了，与消费相关的行业景气还是很不错的，比如食品、饮料、酒类、茶等，还有医疗、教育等。但是那些资源性产业，以及资源密集型产业，煤炭、石油、化工、钢铁等处在非常困难的境地，这是一个巨大的分化，所以分析经济时要小心平均数所掩盖的事实真相，有些时候平均数并不能充分地说明问题。
李佐军：为什么会出现反差以及多元化的现象，或者不匹配的现象？原因在于，第一，这是经济转型时期必然出现的现象。所谓经济转型，就意味着有一部分行业要被淘汰，而新的产业要成长。第二，这是中国国情决定的。中国国土面积较大，人口众多，各地差异很大，行业很齐全，各种业态也很齐全，有多种所有制，这样的国情决定了在中国的大地上，每时每刻都能看到很多矛盾的、相反的现象共存。第三，这是改革过程中的必然现象。改革是各主体责权利关系的一次重新安排，在这个过程中当然会调整利益格局，会催生很多新的机会，会造成很多新的形态，比如说，为什么新登记企业出现井喷式增长？这是推进商事制度改革带来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推进会带来很多新的现象，这些新的现象又与经济增速换挡过程当中经济上的有些方面不景气的现象同时存在，这是正常的。
地区行业企业分化加剧
主持人：刚才我们谈到分化，现在地区的发展驱动力有分化，行业转型升级的能力有分化，企业创新也有分化。对这种分化的情况，各位怎么看？
李佐军：现在确实存在明显的区域、行业和企业的分化现象。从区域来看，东部跟西部，南边跟北边，包括西部的内部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分化。北部包括东三省、河北山西陕西等地区，增速都比较慢，出现的问题也比较多，东南沿海在这一轮调整过程中表现相对稳定，甚至还有些新的气象。不同地区之间经济增速和经济发展动能出现差异，原因是很复杂的。不同地区所处的发展阶段不一样，面临的问题也不一样。东南沿海有些地方已经进入到工业化后期，北部很多省份仍处于工业化中期，有的是前期向中期过渡阶段，这个阶段的发展仍在大规模消耗资源能源，发展煤炭、钢铁等行业，而这些行业正好在这一次中国经济的大转型过程中遇到了问题，所以这些省份现在面临的下行压力就更大一些。 分化还与各地的资源结构、文化观念、体制状况有关。比如东北国有企业的比重一直比较高，老体制的包袱相对比较重，山西、内蒙古等地对资源过度依赖，也造成了现在面临的一些问题。因此说，地区之间的分化可能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一个比较持续的现象。
企业也有类似的情况，我们有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有大企业、小企业，有内资企业、外资企业，还有混合所有制企业等，在当前整个经济下行的情况下，不同的企业出现了不同的表现。有的企业所属行业比较靠近新兴产业或者其本身就是新兴产业，表现就比较好，有些企业处于相对传统的行业里面，就会相对比较艰难。有些企业因为体制灵活，能够适应这样一种转变，有的企业则因体制比较僵化，一下子适应不了。有些企业因为靠政府比较近，依赖政府的资源或者依赖原来一些垄断的优势，还能够暂时维持生存，有些企业没有这些优势因素，现在就面临很大的压力。我认为，这些都是经济增速换挡或经济结构调整这个阵痛期中的必然现象，不用大惊小怪。
牛犁：前一段时间去东北调研，调研中，当地有人说，我们的传统行业因为产能过剩比较困难，现在政府推动“互联网 ”，东北人网购的东西很多都是东部的、江浙的，把我们当地的消费也给替代掉了。传统实体店，尤其是书店、小服装店、小零售店，甚至包括规模更大一些的连锁超市，确实受到比较大的冲击。
潘建成：无论是地区、行业还是企业的分化，其本质都是转型带来的，实际上就是原来依靠资源驱动、低人力成本驱动、资本驱动的增长，正在逐步向依靠技术驱动、改革驱动和结构变化驱动来实现。因此，在这个转型过程中，对传统动力依靠得越多，适应得就越慢。反观现在增长比较好的地区、行业和企业，或是受益于技术创新，或是受益于结构变化，或者受益于改革。
我们要透过现象看本质，所有分化的根本原因在于转型，而转型既符合客观规律，也是我们主观上特别要推动的。每个地区、行业和企业，除了跟随转型的趋势去努力，没有别的更好的选择。小平同志曾说不改革死路一条，在今天这样的形势下，还有一句话，不转型不创新也是死路一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