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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更多人享受更多的金融服务
——专家解读《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
国务院日前印发《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作为我国首个发展普惠金融的国家级战略规划，新规划将如何推动金融服务惠及更多的地域和更多的人？又将为我国金融架构和金融业改革带来哪些变化？记者就此采访了相关专家。
普惠金融的春天来了
发展普惠金融，目的就是要提升金融服务的覆盖率、可得性、满意度，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金融需求。
“普惠金融作为一个面向社会所有阶层提供金融服务的金融体系，在减少贫困、缩短贫富差距、延伸金融的广度和深度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规划》的出台标志着我国普惠金融迎来了春天。”中国人民大学小微金融研究中心理事会联席主席贝多广表示，长期以来，我国金融结构失衡，金融资源更多地向经济发达地区、城市和大企业集中，而一些农村地区、小微企业以及低收入者群体却很难享受到金融服务。发展普惠金融有利于有效配置金融资源，消除金字塔形社会并向橄榄型社会转型，避免掉进“中等收入陷阱”。
国际上普遍重视普惠金融规划设计。2005年，联合国正式提出“普惠金融”概念，各国积极开展普惠金融服务实践。近年来，我国普惠金融的服务主体日益多元，服务覆盖面不断扩大，人均持有银行账户数量、银行网点密度等基础金融服务水平已达到国际中上游水平。截至2014年年末，全国银行网点乡镇覆盖率达96%，农村基础金融服务点覆盖率达92%。
但是，普惠金融发展仍存在服务不均衡、体系不健全、法律法规体系不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有待加强、商业可持续性有待提高等问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处长郑醒尘认为，《规划》强调要建立普惠金融统计体系，强调要完善普惠金融法律法规体系，并要求健全监测评估机制。这些制度化设计将使得针对普惠金融的监督管理更加具体、法治基础更加完备、风险管理更趋完善，必将推动我国普惠金融进一步深化发展。
变“输血”为“造血”
《规划》明确提出，要立足机会平等要求和商业可持续原则，以可负担的成本为有金融服务需求的社会各阶层和群体提供适当、有效的金融服务。如何平衡社会效益与商业效益，实现商业可持续？这是发展普惠金融绕不开的问题。
人们习惯上把普惠金融的服务对象看作容易亏损的领域，没有商业前景，无利可图，需要政府的长期支持。这种错误观念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占主导地位。在贝多广看来，《规划》最大的亮点是明确了“使市场在金融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在统筹规划、组织协调、均衡布局、政策扶持等方面的引导作用”。“发展普惠金融目的不是‘输血’，而是要‘造血’，必须是可持续的。只有发挥金融机构的积极性，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手段，才能构建起多层次的金融服务供给体系。”贝多广指出。
长期以来，我国普惠金融存在短板主要是源于市场化可持续的机制尚未完善，《规划》为商业金融机构建立提供普惠金融服务的业务模式扫清了障碍。
“《规划》回应了普惠金融领域的呼声和要求，除了明确重点服务对象，还提出要建立健全普惠金融信用信息体系，建立普惠金融统计体系，完善普惠金融法律法规体系，加强金融消费者保护工作，并建立健全考核评估机制，注重金融风险的监测与评估。这些制度性安排将极大发挥商业金融机构的主体作用，促进普惠金融的可持续发展。”郑醒尘指出。
贝多广指出，要调整完善宏观管理政策，促进金融资源向普惠金融倾斜。《规划》提出，完善货币信贷政策，积极运用差别化存款准备金等货币政策工具，同时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鼓励和引导金融资源更多投向小微企业、“三农”、特殊群体等普惠金融薄弱领域。
构建共生共荣的金融生态圈
构建多层次、广覆盖、有差异的普惠金融服务体系，需要一个各类金融组织机构分工协作、互补竞合、共生共荣的金融生态圈。
金融基础设施是发展普惠金融、提高金融机构运行效率和服务质量的重要支柱和平台。银监会相关负责人指出，目前最急需的金融基础设施配套有三方面：一是推进农村支付环境建设；二是建立健全普惠金融信用信息体系；三是建立普惠金融统计体系，开展普惠金融专项调查和统计。
郑醒尘认为，国际推广普惠金融的经验证明，落实《规划》离不开政府部门间协作推进普惠金融信用信息体系建设。“无论是汇集信息还是持续更新信息，都涉及部门配合及持续投入，当前需要完善相关部门间的协调机制和投入保障机制。”他同时表示，发展普惠金融涉及商业机构、合作金融组织等，各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异较大，需要因地制宜积极探索有效模式。对金融机构来说，则关键在于形成有效的风控机制，强化专业能力建设。
“践行普惠金融，既要求传统商业金融机构积极转型，也要发挥包括开发性金融、合作性金融等多种不同金融业态的作用；既要推动传统金融机构服务下沉，也要充分利用互联网技术和手段，服务好中低收入者，从而让多种金融业态共同发挥作用，形成合力，提高金融服务的整体水平。”中央财经大学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强调指出。
